李俊慧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管接头

李俊慧：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俊慧：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16-03-27 11:46:53 分享到：作者：李俊慧(原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告诉你》)

编者按：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告诉你》近日在苏州耕岛举行了一场“我看中国经济”的小型研讨会。会上茅于轼老师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主题报告。本文即是会议论文之一。

显然，这个题目是模仿国歌中的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点耸人听闻，但绝非夸大其词，因为总不能到了亡国那一刻才算是最危险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应该称之为“最绝望的时候”了。

中国现在的经济很差。差到什么地步呢？GDP增长率号称有6.9，但我看在前面加个负号更能反映真实情况。GDP要造假太容易，但进出口数据不容易，因为外国也有相应的数据进行互相印证。那我们来看进出口数据吧。刚刚过去的2月份中国的出口总值大跌了20.6%，而我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国家，一度超过50%，近年来虽然有所回落，但由此数据也可以反推GDP的数据不太可能还是正的。这是从统计数据上看。更可靠的是看现象。多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深受“民工荒”、“用工难”之苦，每年春节过后从老家返回原工作企业的工人比例很低，企业曾经甚至亲自开车到劳务输出地直接抢工人。但今年的情况大变，返工率超过九成，有些企业甚至是100%的返工率。有企业负责招聘工作的HR表示，今年“自己找上门”、主动到厂区应聘的求职者比去年多，招工难度不算大。何以如此？经济不景，很多企业关门结业，仍然开门经营的企业也不打算扩产，就业市场就显得供过于求了。

不要说GDP增长不重要。虽然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地通过提高GDP增长率就能容易地解决，但如果连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都没有，深化改革要突破的困难岂不是更难以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解决吗？也不要说这是转型升级所带来的阵痛。纵观历史，哪个国家转型升级会转出经济衰退出来的？英国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经历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期间有的只是经济增长高歌猛进，哪来的经济衰退？

然而，这都还不是“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原因。经济不好只是表象，中国以前也曾经有过经济不好的时候，但都不算是最危险，现在之所以我认为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因为我认为可怕的不是经济衰退，可怕的是改革倒退！早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就提出了要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何曾有真正落到实处？如果真的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改革措施都落到实处，则目前宏观经济不景气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扭转的。回想当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可以说是濒临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但通过切实强力的改革，就完全扭转了形势。可见改革红利一旦能释放出来，我国经济还是大有希望的。怕的是一味“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走着倒退的路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邓老留给我们的智慧是：第一，猫论，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只论结果是否对国家社会人民有利，而不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进行过多的争辩。这事实上是老毛的“实事求是”的精髓所在。然而，我们现在却背离了这一点。我举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新劳动合同法。楼继伟部长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反复地公开表示这部意图帮助劳动者的法律，在事实上其实是在伤害着他们。既然客观的效果就是不利于劳动者，则再争辩它的意图是为了劳动者好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号称它是好猫，但效果就是没抓到老鼠，号称又有何意义？而且，这部法律把劳动者与企业主的利益对立起来，认定企业主都是千方百计要损害劳动者的应得利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劳动者的工资，却是要以法律强制规定企业主要多给劳动者利益，这不就是阶级斗争的论调吗？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是：企业主和劳动者是合作生产，双方是同舟共济的关系，并不是对立斗争的关系。把企业主都搞死了，谁来雇佣劳动者呢？谁来给劳动者发工资呢？这不是完全违反“供给侧”改革的精神吗？

第二，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所有新政策推出，应该先在局部进行试点，验证了效果之后再在全国推行。这是降低信息费用的有效手段，就跟新药推出要先做临床试验，证明没问题才拿到市场上大规模销售是同样的道理。然而现在却大谈“顶层设计”，这不是“计划经济”的论调的翻版吗？新劳动合同法也有类似的问题，完全未经局部试点就匆忙推出，结果不好却一直无视不改。

回归改革正道，迅速振兴经济，我认为在大原则上只需八个字：尊重市场，实事求是！

“尊重市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市场能做的事情，统统交给市场去做，政府别多管闲事。经济改革30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将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是正确的道路。既然经验如此，接下来要做的，当然是深化改革，也就是在还是计划主导的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以及在市场化程度还不够的领域去除行政干预、提高市场化程度。

第二个层面是：市场不能做的事情，政府来做，但政府要顺市场而为。这个层面不简单，比前面那个层面要深刻多了。高举市场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也有它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其一，价格准则(俗称“市场经济”)的成立需要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作为游戏规则。显然，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只有政府能提供。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与市场绝不是对立的关系，恰恰是没有政府就不可能有市场。

其二，市场不是免费午餐，使用市场就跟使用普通物品一样也有成本，那就是使用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这是狭义的交易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正是制订、维护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所要耗费的成本)。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市场的交易费用会变得太高，导致自私的人不选择使用市场。这就是“市场不能做的事情”。“不能”，是因为交易费用太高了。所以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在这些“市场不能做的事情”里，它有可能做起来的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一种)更低，从而能做。也就是说，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政府确实可以比市场更优胜，二者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用了政府就不用市场，以政府替代了市场。

然而，小心了！前面说的是“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可以由政府来做，而不是说“市场不做的事情”由政府来做。“不能做”与“不做”是两回事。前面定义得很清楚，“不能做”是因为交易费用太高，使用市场不划算。但“不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做那件事不划算，根本就不应该做，而不是要考虑用市场还是用政府来做。也就是说，“不做”的事情是即使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足够低，市场也不会去做的。换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更好理解。政府只做市场不能做的事，而不是做市场不做的事，其实是指政府做事要顺市场而为，而不是逆市场而行！政府顺市场而为，是做那些如果交易费用足够低、市场本来会做的事情，因此政府的作用其实是协助市场，帮它的忙去做它力所不及的事。但政府逆市场而行，是做那些即使交易费用足够低、市场也不会去做的事情，这时政府就变成了自以为比市场更聪明的狂妄之徒，并不是协助市场，而是压制市场了。

前面我批评了“顶层设计”是变相的计划经济。其实计划经济普遍存在于企业之内，只是如果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局限条件的变化是有利于市场经济而不利于计划经济的，所以国家(而非企业)选择市场经济是优于选择计划经济的。但我们也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规模庞大的企业(如跨国公司)，其规模之大足可超过某些小国，那为什么它们在内部使用计划经济却没问题呢？答案是：这类超大型企业，内部肯定不可能纯粹地使用计划经济，或多或少要引入市场(价格准则)。但更重要的，它们再怎么大，在它们之外还是市场，企业内部的计划要受到外部的市场竞争的约束。企业制定计划，都是想方设法地顺应着市场的情况来做，否则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从来没有企业会自以为是地不拿市场当回事，更不要说胆敢逆市场而行了。

把这一点推广到政府，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政府做事要顺市场而为了。政府也只是企业而已，只不过是把国家当成一个组织松散的大企业来管理。既然成功的企业都是谦卑地面对市场，顺从着市场来做决策，成功的政府又岂能例外？

所以，“尊重市场”不等于就是事事交给市场来做，政府只管做“甩手掌柜”。而是在某些情况(局限条件)下政府有可能比市场更有优势，但政府依然要抱着对市场的敬畏之心去做事，万万不可逆市场的“龙鳞”。经济规律是铁血无情的，不仅是企业，就算是政府，凡是自以为是地违背它的人，迟早都会遭到严惩，概莫能外。

至于后四字“实事求是”，前面总结的“猫论”和“石头论”就是具体的做法。以往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是什么“渐进”优于“急进”(这是抓错重点了)，其实关键在于我们以前的改革都是先试点再推广，所以看起来像是比较慢的“渐进”。“实事求是”的一个反面的含义是：不要崇洋媚外，盲目照搬所谓的外国经验！中国的局限条件与外国不同，这些不同的局限条件会否成为关键的局限条件而使得所谓的外国经验在中国失效？答案是不确定的。既然不确定，那就不要盲目照搬。不要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是“猫论”应用于辨别外国经验的含义)。即使外国的经验确实有可取之处，说不定也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局限条件)进行一些调整，因此也必须经过先小范围试点、得到事实验证的支持或改造之后再推广的筛选过程。据我所知，新劳动合同法就是照搬德国、法国的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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